股票杠杆配资网毛泽东三次“借钱”：债主章士钊、宋庆龄、徐海东，都是何态度？

1963年12月26日，北京的风格外凛冽，尚属学生的章含之跟随母亲参加毛主席七十寿宴。席间，老人忽然招手：“小章，你回去告诉行老，我那笔旧账股票杠杆配资网，今年开始一年两千，十年清完。”一句话，把在场的人都听愣了。

章含之回到家里，把原话转述给养父章士钊。这位七十三岁的学者仰头大笑：“他还记得？当年是我替湖南青年募的款，不用他还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四十多年的往事被重新翻出。钱不多，但背后的情谊与分量，却成了一部革命史的注脚。

时间回到1920年春。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月薪八元，袖口磨白，仍揣着把湖南青年送出国的宏愿。陈独秀没钱，那就找富有又重情义的章士钊。两人握手时，一个是名满京城的教授，一个是囊中羞涩的热血青年。毛泽东开口便要两万银元，说得毫不扭捏。章士钊只皱了下眉头，随即答应：“这笔钱当是借，革命成功别忘了我。”经他一呼百应，款子很快凑齐。此后湖南学子陆续登船赴法，秋收起义的启动经费也从这笔银元里拨出。欠条虽未落纸，毛泽东却牢记在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库空虚，百废待兴，他始终没有动国家的钱去还账。等到自己的稿费积攒到一定数目，才提笔写下第一张汇款单。自一九六四年春节起，每年两千元，十年付清。遗憾的是，章士钊在一九七三年夏天病逝，只收了最后一笔“本息”。毛泽东闻讯，沉默良久，说：“行老先走了，这账算不清了。”

如果说第一次借钱透出年轻人的敢闯，那么第二次则完全是生死关头的求援。时间指向一九三五年冬，中央红军刚到陕北。七千多号人，库里只剩千余大洋，棉衣粮食都见底。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半夜，忽然想起已在陕北扎下根的红十五军团。“去找海东。”他提笔写下借条：“海东同志，烦借二千五百元，解燃眉之急。毛泽东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。”送信的杨志成深一脚浅一脚翻山越沟赶到军团驻地。

徐海东看完信，先是皱眉，又猛地站起。“只要两千五？这怎么行！”他立即召来供给部长，“咱还有多少？”“七千。”“留下两千，余下五千，全送中央。”第二天，五千大洋摆在毛泽东面前，杨志成带来一句话：“海东说，不是借，是给。”毛泽东抚着那叠钞票，许久无言。此后每逢提到徐海东，他总说“这人救过中央红军一命”。

第三次借钱的对象，是被后人尊为“国母”的宋庆龄。地点已到延安，一九三七年春。长征结束，抗日呼声高涨，可边区库银依旧见底。毛泽东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，希望“暂借五万元法币，以资军用”。彼时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，她自己靠孙中山的微薄抚恤金度日。可是信一到，她二话不说，变卖抵押上海淮海中路的住宅，连同积蓄，凑够五万。经秘密渠道，这笔钱送到了陕北，解决了八路军的被服与药品缺口。毛泽东事后曾多次提议偿还，她总摆手：“国家安危面前，哪有借与还？”

三笔钱，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往来，而是一场信任与担当的考验。章士钊信青年毛泽东的志向，敢压上身家名望；徐海东信领袖毛泽东能带出一支死里逃生的军队，宁可掏空家底；宋庆龄信革命方向，连家产都能押出去。至于毛泽东，记账不忘还账，既不占朋友半分便宜，也从不拿公家一厘填旧债。这样的人对“钱”字既无畏亦有敬，在艰难岁月里借，得天下安定后还，分寸有度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三位“债主”态度迥异：章士钊婉拒归还，徐海东干脆说“送你”，而宋庆龄压根没把它当借款。可不得不说，正是这种彼此成全的魄力，让中国革命在最紧要处有了可以转身的余地。

今天翻检那几张泛黄的借条，人们或许会惊讶于金额的微小，也可能感慨战火时代的拮据。但若细想，背后托举的，是对信仰赤诚的支持，是同舟共济的勇气。金钱有价，信义无价。当年的纸币早已作古，留存下来的，是几条线索串起的历史，也是三份脉脉深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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